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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刘明昭、刘孝生，1892—1986），祖籍湖北公安县，1892年出生于四川省开县（今重庆市开州区）。其祖父、父亲生存能力比较强，会打铁和吹唢呐，因为吹唢呐，导致其父亲的科举之路受阻。刘家饱受恶势力的霸凌、横暴和伤害，从而在刘伯承心中种下了革命的种子。那么，刘伯承元帅有着怎样的家世呢？

祖籍湖北公安

刘家祖籍湖北荆州府公安县（今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祖先在康熙雍正（1661—1735）年间，随“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从湖北公安县迁居四川省云阳县关口乡，世代务农、打铁为生。

刘正富（刘政富、刘四铁匠，1819—1892）出生于四川云阳县姜子山，10岁母亲病逝，家境贫寒，他和父亲刘国宇相依为命，在云阳县四十八坡一带开荒种地、打铁、吹唢呐为生。

祖父刘正富和妻子杨氏（杨国梁的女儿）生养了六子，即刘文培、刘文德、刘文瑞、刘文祥、刘文吉、刘文炳（刘伯承父亲）。

1860年，因为种地难以谋生，刘正福被迫扶老携幼，带着打铁的工具，从云阳县关口寺小沟迁移到了开县小华山上红岩子小湾（今重庆市开州区小湾），租赁黎家10多亩山坡地。

白天，老人带着儿子们在农田中耕耘；晚上，他带着儿子们围着熊熊的炉火，掌钳抡锤，为人打造、修理农具和铁器。

有时候，老人和几个儿子一起外出为富人的红白喜事打锣鼓、吹唢呐。正因为他家吹唢呐，这为其家的厄运埋下了伏笔。

一家人勤奋劳动，勉强维持温饱。也许刘家行善积德，冥冥之中感动了造物主，他家竟然交好运了。

有一年，因为偶然的机会，刘正富错误地播种了早稻种而不是生长时间比较长的中稻。没想到，这一年发生洪灾，刘家的稻谷收割后，接连几天大雨，别人家的稻子被大水淹没，颗粒无收，但大水退却后，刘家的水稻余根又长出一茬，刘家收获了二季稻。

随着时间的推移，六个儿子慢慢长大。家里劳动力增加了，开设了制造粉条、酿酒的小作坊。

刘正富逐渐积累了钱财，购买了六七十亩土地，并从开县小湾迁移到开县浦里赵家场张家坝定居。

鼎盛时候，刘家有五六十口人。

饱受旧社会欺辱

刘伯承的父亲刘文炳（刘虎臣，1862—1907）是刘正富的幺儿，他出生时，刘家已经比较富裕了，一字不识的刘正富送幺儿到开县著名进士熊仲麐处学习。刘文炳在这里读了10年书，成绩最为优秀。

一年秋天，刘文炳参加了开县的科试，顺利考取了童生（进学）。在当时，这是一件大喜事，值得庆贺一番。除了本人披红戴花、骑马游行外，家中还要张灯结彩，大摆宴席，接受亲朋好友的祝贺。

而今，刘文炳进了学，让世代为白丁的刘家门楣增光。刘正富十分高兴。除了杀猪宰羊，大宴宾客外，还特地借了一匹大红马，亲自给幺儿披红戴花，扶上马背，敲锣打鼓，吹着唢呐，在亲友们的簇拥下，在赵家场游街庆贺。

没想到，这件事却让赵家场的黄、向、张几户富人十分羡慕嫉妒恨，开始使坏，打击他们瞧不起的刘家。

他们雇佣了一些地痞流氓，头戴粗饼（蒸饭用的凸形竹箕，类似清代的官帽），顶上插着一砣红萝卜（象征珠顶），骑上一匹推磨的瘦毛驴，敲着锅铲、铜盆，吹着黄牛角，闹闹哄哄、嬉皮笑脸地在赵家场游了半场，故意和刘文炳的游行队伍唱对台戏，喝倒彩，表示嘲讽、挖苦和打击。

黄、向、张三姓豪绅还使出恶毒的一招，他们联名以“出生倡优，违典应试，欺君辱圣”的罪名把刘家告到官府。刘文炳的童生功名最终被撤销了。

为了免于坐牢，刘家花了几百两银子去疏通关系，导致家里背上巨额债务。封建等级制度的压迫和横暴，让刘家饱受摧残。

1894年，分家时，刘家六兄弟平分了120两白银的债务。

刘文炳带着一家人迁移到赵家场附近的沈家湾（重庆市开州区赵家街道周都村），靠教私塾和种分得的10多亩贫瘠的坡地维持生活。

艰难求学路

1897年，5岁的刘伯承进入本村私塾，学习《三字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也开始练习书法，学习长拳、八卦拳和弹子功。

1902年，刘伯承结束了在本村5年的私塾生活，离家到灯草坝一户姓刘的私塾继续攻读。

灯草坝附近有一个天灵寺，寺内有一个和刘伯承父亲友好的老和尚。刘伯承住在天灵寺，日常生活由这个老和尚照顾。寺内生活的2年，让他对佛教和僧人的日常生活有了一定的了解。

在灯草坝刘家私塾，刘伯承有两个启蒙老师，一个是任寿田，另一个是任贤书。

任贤书是个流浪外地的落第秀才，湖广人氏，曾经是石达开部的一位下级军官。

1863年5月12日，石达开部队在大渡河全军覆灭后，他死里逃生，长期隐姓埋名，漂泊江湖，晚年才流落到开县赵家场。他文武双全，有武功，懂军事。

他对清政府有强烈的不满情绪，他曾给刘伯承灌输了反对清政府的思想。他也教育刘伯承要向苏秦、匡衡、孙敬、车胤、孙康、江泌等人学习。

刘伯承决定以这些古人为榜样，他放弃了很多休息时间，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学习。

他读过的书，一般都能背下来，并作了许多圈点和批注，比如《孟子》，他曾圈阅数遍，批注满书皆是。

他练习写字也是一丝不苟，每个字的每一笔画都要练上许多次，直到与字帖上差不多为止。

由于他刻苦学习，成绩一直很优异。任贤书曾对他的父亲说：“这个孩子学习刻苦，记忆力强，不仅能背诵正文，连注释也能背诵，将来肯定是个很有才能的人。”

1904年，刘伯承被父亲送到汉西书院学习。这是一所新式学校，开设了语文、算术、物理、化学、地理等课程。刘伯承天资聪颖，过目不忘，各科成绩均名列全校第一。

汉西书院校长（山长）刘华英是一位廪生（秀才），做过四川省石柱县的教谕（教育局长），也在上海、汉口，重庆做过生意。

1903年，他在开县灯草坝一家寺庙内创办了汉西书院。他十分喜爱、器重勤奋聪明的刘伯承，特意留他在家里吃饭、住宿，当作子侄一般看待。

1905年，在刘华英的资助下，刘伯承考入开县高等小学堂（开县初级中学）学习，该校开设了国文、修身、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体操等课程。刘伯承被分在最好的甲班学习。

1906年，刘伯承从开县高等小学堂毕业后，他考取了夔府（今重庆市奉节县）官立中学。

1907年初，刘文炳因为肺结核而病逝。为了给他治病，家里的家具、用具等变卖一空，为了安葬他，周寅香不得不向丈夫的五哥刘文吉借了4吊铜钱。

辍学务农

父亲没了，正在夔府官立中学上学的刘伯承不得不辍学回家，帮助母亲撑起家。

这时，家里还有7口人（刘伯承姐姐刘琼英已经出嫁）和三间茅草屋、10来亩薄田和笔墨砚台，别无所有。

白天，刘伯承下地干活，种田、割草、砍柴、挑煤、喂牛；晚上，他舂米、织席、料理家务。

在农闲期间，刘伯承每天不等天亮就出门，替别人打短工、干零活，有时挣几个铜板，有时换几升粮食。

揽不到活儿的时候，就跑到10多里远的御河沟煤矿去挑煤，送到赵家场街上叫卖。在煤矿，他和脸黑如炭、骨瘦如柴的挖煤汉和贫苦农民一起钻进黑黝黝的洞穴里，挖那乌黑的煤块，尝到了最底层生活的艰辛。他更加深刻地感到，清王朝比这煤井更深、更黑！内心的反抗和不满在积累着。

1908年年关前夕，刘伯承家里没钱过年。周寅香不顾刘伯承的劝阻，抱着才出生两个月的小儿子刘明良（刘季能）和三岁的女儿刘怀珍，踏着厚厚的冰霜，顶着刺骨的寒风，到几户亲戚家借钱过年。然而，富亲戚怕她家借了还不起，不但不借，甚至还奚落她，穷亲戚自身难保，也没钱借给她。

周寅香带着幼小的孩子，饿着肚子空手回家。伤感的刘伯承带着三弟刘明昌（刘叔禹）来到赵家场，在同学杨秀仕家开的杂货铺中赊了两刀（200张）红纸，借了一张饭桌，摆在店铺阶沿上，由三弟帮着磨墨牵纸，衣衫褴褛的他开始卖字了。

因为他的字写得好，对联内容言简意赅、雅俗共赏，平仄对仗也经得起推敲。所以，其对联很畅销，供不应求。

兄弟两人一直写到大年三十日下午才收手。他们买了米、油、肉、鱼等年货，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了。

当了半年巡警

在清末宣统年间（1908—1911），刘伯承的恩师刘华英当了四川省咨议局议员。另几个立宪派人士胡穆昭、王春廷奉命在开县开办警政。

刘伯承辍学不久，由刘华英保荐，应募进巡警教练所受训，然后被分配到开县巡警分署当巡警，从1909年7月到1910年初，刘伯承大约当了6个多月的巡警。

一次，他在一条小巷子里碰到一个县衙师爷的小舅子调戏一个卖菜的农村少妇，为了除暴安良，他当场就给了那个小舅子一顿警棍，但是这样的事他不可能做很多。稍大一点的事，就做不成了。

有一个书铺老板，每年腊月三十下午出卖一种所谓的《鲁班书》，用红纸包着，每本售价1个大洋。那家伙装神弄鬼，说这本书记载着鲁班祖师的种种绝技，读了它就能尽得传授。但是必须按照一定的仪式顶礼膜拜之后才能开读，而且既要心诚，还得有缘分，否则一个字也看不见。

刘伯承等到那年除夕下午，跑去当场拆穿了这场骗局。逼着那人把那些无字天书烧了，又把他带回警署押了起来。不料县衙门差役当晚就来提人，说是县大爷要亲自审理。刘伯承翌日才知道，那人一到县衙，马上就被释放了。显然，书店老板买通了关节。

刘伯承怒不可遏。恰恰在这个时候，他所尊敬的那位王春廷教官在大竹县起义被官府杀害了。噩耗传来，我们可以想象刘伯承多么悲愤。他立即脱掉警服，扔掉警棍，辞职回家去了。

投笔从戎

1910年，他从万县乘江轮出川到上海，试图寻找工作未果，又返回老家。

此年年底，18岁的刘伯承奉母亲之命与20岁的程宜芝成亲。他们是早年定的娃娃亲。一开始，刘伯承对这门亲事就不同意，作为孝子，母命难为。

1911年10月，当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之际，刘伯承毅然选择了从军之路。12月，他剪掉辫子，参加了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学生军。

母亲很不舍，希望刘伯承能够继续留在家里，尤其担心他走了，一大家子人的日子就没法过了。乡间的亲朋好友来劝他，说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还不如去经商来得更实际一点。当时的刘伯承对他们说了一句话：“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一身之富贵！”他宽慰母亲，他会寄回军饷养家。

1912年2月，他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被编在第二队第一排第一班。

1912年12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被分配到熊克武部第五师任排级司务长。

由于足智多谋、作战勇敢，他很快在军中崭露头角，成长为颇负盛名的“川中名将”。随后，刘伯承陆续参加了四川讨袁战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川军援鄂战争以及北伐战争等一系列重大战役，先后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等职。

1921年7月16日，熊克武部第二混成旅奉命移防开县，第一团团长刘伯承回到了久别的家乡。8月初，第一团驻扎在开县赵家场一带。刘伯承趁机回乡探母，在家短住了几天。

（刘伯承故居，茅草屋顶的小房子是打铁车间）

（刘伯承和母亲周寅香）

（刘伯承一家）

当了团长的刘伯承带队伍回乡来了，消息不胫而走，在那几天里，到他家谒见拜望的人络绎不绝，为他接风洗尘的请帖，雪片似地飞来。

刘伯承热爱哺育他的家乡，他原来是乡里贫苦的人，对受苦受难的穷苦乡亲自有特殊的感情，凡是如程少安等穷亲友们来访或宴请，他都是亲自出面热情接待，应邀赴约。但对那些豪门大户谄媚捧场的拜访、宴请，却一概拒不应酬，派副官出面回绝。

七个兄弟姐妹

刘伯承的母亲周寅香（1864—1946），是云阳县穷人家的女儿。她和丈夫生了十几个孩子，养大成人的有四男三女，即刘伯承（刘明昭）、刘明书（刘仲麟）、刘明昌（刘叔禹）、刘明良（刘季能）和刘琼英、刘瑾兰、刘怀珍。

刘伯承的四弟刘明良（刘季能）是遗腹子，9岁时病死了。

刘伯承的二弟刘明书（刘仲麟），因为维修房子累坏了身体，20岁左右逝世了。

刘伯承的三弟刘明昌（刘叔禹），解放前在重庆开中药铺谋生，秘密从事地下工作。

夫人程宜芝

刘伯承的夫人为程宜芝（1890—1957）、吴景春、汪荣华（1917—2008）。

程宜芝是重庆市开县赵家场人，她比刘伯承年长两岁，是刘伯承的父亲刘文炳为他订的娃娃亲。1905年，父亲要带13岁的他去程家认亲。刘伯承对这桩包办婚姻极不满意，但由于父命难违，才勉强答应同去。

为了巧妙地拒绝这门亲事，刘伯承动了番脑子，出门前在眼上、鼻下抹了一把花椒，他身穿长布青衫，脖子下面围着一个类似小孩奶兜的东西，以接着他鼻孔中因受花椒刺激，而不时如“长龙出洞”般吊着的鼻涕。

在程家，他坐姿怪怪的，将屁股只挂在椅子的一个椅角，身子挠痒似地扭动着。程家人向他问话，一连四次答非所问：“不怎个，不怎个！”紧接着，呼地一声抽了一下鼻子，两条“长龙”应声而回，还故意扯着袖管儿去擦鼻孔，程家人有些失望。

但刘伯承的计谋并未见效，聪慧的程宜芝看出了他有智谋，反而看上了他。

1906年底，在汉西学堂学习的刘伯承回家过春节，帮着父亲在赵家场镇上摆红纸摊为各家书写春联，以便赚几个钱添些年货。

腊月二十九日黄昏，刘伯承正准备收摊，突然来了个年近半百的大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家小姐的如意郎君不见了。她想去找他，又怕羞又怕找不着；不去找么，心里却又总惦记着，现在都快憋出病来了。她特意让我来求副对子，祝她的郎君在外头平安无事。就这么个意思，你看着写吧！”

刘伯承稍加思索，挥笔撰书了一副春联。大婶拿到对联，却认不到字，就请刘伯承念给她听，刘伯承边念边解释，大婶非常满意。她又执意要刘伯承在对联下边落上大名。刘伯承有些不解：“大婶，春联可不兴落名的。”大婶却说：“我家小姐说了，这副春联一定要落名，落名才能讨到吉利，不然她不要。”无奈，刘伯承只好在对联下方落了一行小字：“开县贫子刘伯承敬书。”

大婶接过春联，掏出一个红纸包塞在刘伯承手里，笑嘻嘻地跑了。刘伯承打开一看，纸内包着10元大洋！他想起写春联及落名之事，突然省悟：“莫不是程家送的？”是的，正是程家！

时年16岁的程宜芝，送来这10块大洋，也送来了一片痴情。

刘伯承终于被感动了，于1910年底，两人举行了婚礼。婚后，两个人时聚时别生活了一段时间，还生下了儿子，取名刘俊泰（1912—1961）。1921年刘伯承驻防奉节时，把母亲和妻子从老家接去，住了些时日。

1923年，刘伯承在重庆养伤，结识了吴玉章和杨闇公，在他们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1926年，他正式入党。

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刘伯承几经周折来到了上海，组织上安排他与吴玉章等人住在愚园路的租界从事地下工作。他把程宜芝母子接到了上海，并且把儿子送到了学校念书。

1927年11月，刘伯承去苏联学习军事，从此和程宜芝母子分开了。

夫人吴景春

1927年，刘伯承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化名为“林直木”。

为了掩护工作，他以教授的身份娶了一位叫吴景春的妻子，住在上海愚园路的一幢二层小楼里。一起生活的还有吴景春的母亲和她的弟弟。

曾在军委工作过的工作人员朱瑞回忆说，吴景春一家三口从四川万县迁来上海的时间不长，没有上海的三亲六故来往。刘伯承是按党组织的安排找她为妻的，条件完全符合做秘密工作的规定。

吴老太太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经常在家烧香念经，弄得家里烟雾缭绕。在常来查户口的巡警、特务和外人看来，这一户人家，绝不会有共产党。

别说外界人，就连吴景春起初很久一段时间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一位共产党领导人。

有一次，交通员黄杰，有事要与刘伯承联系，在附近反复观察，看到报警信号没有了，不敢联系。

最后，他在一次会议上问刘伯承：“你家报警信号呢？”刘伯承听后哈哈大笑：“我买回一只活鸡，肯定是吴景春把窗户上的绳子解下来拴鸡用了。我告诉她以后要注意！”

刘伯承就这样，以新婚作掩护，在上海的特殊环境下，开始从事地下工作……

1932年，上海的形势恶化，刘伯承奉令秘密辗转，进入中央苏区。烽火连天，战事不断，无固定住址，刘伯承和吴景春不知对方在何方？时间长了，双方失去了联系……

刘伯承和吴景春未生育。

夫人汪荣华

1936年9月30日（农历八月十五），刘伯承和19岁的女红军汪荣华在甘肃省庆阳市环县曲子镇喜结连理。

汪荣华1917年1月19日生，安徽六安县郝家集人。小时，读了一年私塾，上了两年洋学堂，那时就算有文化了。

1931年，14岁的她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四军十二师政治部妇先队当宣传员，后和郑先如调到英山县少共妇女部当巡视员。

1934年，她任川陕省苏维埃邮政局副局长，不管干什么工作，任务再艰巨，困难再大，她从不讲价钱，总是任劳任怨、废寝忘食地工作。

1935年8月，汪荣华被调到总参谋四局工作，和刘伯承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还经常在一起行军。

刘伯承和汪荣华生养了以下儿女：刘太行（1939—），刘蒙（刘太阳，1942—），刘太迟（1943—），刘华北（长女，5岁殇），刘解先（次女，1945—），刘弥群（三女，1944—）和刘雁翎（四女，1945—）。

刘太行，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少将军衔。

刘蒙，刘伯承次子，毕业于清华大学，少将军衔。

刘解先，刘伯承元帅之女，北京总后勤医院第一门诊部医生。

刘弥群，少将军衔，曾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

刘雁翎，北京医学会核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